再拿良知来说，良知原有依据，依据处即是意。

朱熹在论理时，总是将所以然与所当然联系起来，认为理既是所以然，又是所当然，是二者的统一。所谓已然，就是已经存在或实际存在的东西，是天地万物本身所具有的。

张载特别对于人们自以为有知这一点很不以为然，并批评这种人是贪天之功为己力。无论是经验论者，还是理性主义者，或是怀疑论者（其中又有休谟的经验主义怀疑论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怀疑论），都是围绕认识论问题展开争论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它保持了中国哲学的特点：即人的德性之知始终是重要的，自然界的生命意义和内在价值是不能被忽视的。性被认为是心之所具，即具于心中之理，心与理虽然不是一物，但理又是心之所固有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人首先是作为德性主体而存在的。先立乎其大者，则其小者不能夺也。

前者形成特殊的社会理性学说，后者则形成独特的价值理性或道德理性学说。要择善而从，就要分出善恶，善者好之，恶者恶之，这才是闻见之知的主要任务。张君劢在演讲中提出，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。

[39] 朱谦之：《一个唯情论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》，第74页。[51] 金岳霖：《论道》，第213页。提高科学素养，培养理智能力，获得科学知识，这是中国人的当务之急，但当务之急并不意味着它是唯一的，以为可以解决所有问题，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，虽然需要科学知识，却不是科学知识、科学方法所能完全解决的。他在《中国文化要义》中说：理智、理性为心思作用之两面：知的一面曰理智，情的一面曰理性。

情感是知识的原动，知识是情感的向导。科玄论战中所理解的科学主要是以因果论为内容的经典科学，所谓用科学解决人生观问题就是用因果论解决人生问题。

基督教哲学，特别是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论虽然是宗教哲学，但从理论上说，自由属于意志范畴，而不是认识范畴。这是否缺乏逻辑证明的严密性呢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就要先问，道德问题是不是纯粹的逻辑证明问题，更何况，任何逻辑证明都是从不证自明的所与出发的。[42] 朱谦之：《一个唯情论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》，第75页。有些学者将意识区分为情感和知性两种，按照这种区分，本无所谓意志。

[7] 情与知是人类心灵中不可分割的两部分，但是各有其不同功能，知在于向外知取，而情在于作出主张，因而决定人生态度。[2]《梁漱溟全集》第一卷，第479页。[33]反观内省确实是传统哲学的重要方法，这种方法的根本特征是直觉法，但既然是自己的认识，也就是一种认识方法，不过不是对客观对象的认识，而是自我认识。其中，他最关注的是情感问题。

[2] 这正是区别玄学与科学、伦理本位与个人本位的心理基础。分析本身是一项理智性的工作，西方哲学偏重于理智理性，以形成知识体系为其主要任务（所谓分析方法或哲学方法也属于该体系）。

本心、本情同时是标准，同时是呈现，这也是需要证明的，什么是呈现、如何才能呈现？如果承认经验与超越之间始终有一条康德式的不可逾越的鸿沟，即使是回到心上，康德的问题也仍然无法解决。这确是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联系更加密切了。

但是，它是在西方哲学与文化开始正式传入中国，中国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发展的，其基本特征是情感与理智的分离、价值与知识的分离。这种变化是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，因此与科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。但是，唯有情感问题却一时突显出来，在五四以后的科玄论战中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，而在科玄论战以后又有新的发展，这是很值得重视的现象。他引屠正叔关于情意的论述说：人生的实际，不是仅仅理智一方面，感情的活动，意志的活动，也很占一大部分。总之，关于情感的事项，要就我们的知识所及，尽量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[20]。要求情感与理性的统一，并以道体现这种统一的诉求，正是金岳霖哲学的特点，是他融合中西哲学的主要思路。

个人为培养情感起见，应生息于能与自然接触的境遇下，与自然融洽无间，不但使人生美化，亦可窥见宇宙的神秘，领略到超人格活动的意义。由于西方哲学只重理智而不重情感，因此他说，在情感上他是中国的。

他说：人类生活，固然离不了理智。情理虽然是理性的，但它是直接由情感而来的。

但是，他力图克服西方哲学的心物、主客的二分法，并批评了西方在认识问题上的人类中心论，从道的观点出发讨论认识问题，不仅弥补了中国认识论的缺失，而且为建立中国的认识论学说进行了可贵的尝试。[26] 袁家骅：《唯情哲学》，第23页。

西方则相反，向知识方面发展，具有科学精神，因此是理智的。中国儒家的情感哲学基本上是价值论的，但是并没有自觉地与知识论区分开来，因此影响了知识论的发展。[9] 这虽然是在《中西文化及其哲学》中提出来的看法，反映出对情感的感性方面的重视，但后来只用情理而不用性理，就说明，他虽讲理性却仍不离情。康德的道德哲学有其理论的优点和历史的贡献，其主要贡献是建立并论证了道德的普遍必然性的问题，将意志自由与道德必然性统一起来。

[61]《牟宗三新儒学论著辑要》，第323页。四、理性主义哲学中的情感问题 三四十年代，中国哲学有进一步发展，金岳霖、冯友兰等哲学家运用西方的理性主义方法解释中国哲学，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而他所说的科学方法主要是指自然科学方法。如果说这场争论有什么意义的话，其意义就在这里。

[45] 朱谦之：《一个唯情论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》，第78页。真正说来，西方哲学在理智认识和意志理论方面都有深厚传统，唯独在情感方面有极大缺陷，理智理性与情感的分离与对立成为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一大特征。

[47] 新的整体论，需要建立在分析的基础上，然后超越价值与知识的分离，这正是当代哲学所关注的问题。然二者皆不包含宗教上之崇拜皈依之意识，而崇拜皈依之意识，正为宗教意识之核心。‘情就是心理的全部状态，……研究心理状态的惟一方法……就是反省的内观法。但是，他们毕竟都要解决自由的问题，而不是因果论、决定论的问题，在反对用科学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上又是一致的，因而属于同一个阵营。

道德情感作为人性的特殊构造，是经验的、后天的，既不能建立道德法则，亦不能感兴趣于道德法则。儒家是主张提升情感的，但提升本身就是实践的，其目的是实现一种道德境界，提高人的情操，而不是建立一套超越的形上学或道德实体论。

这意思是，情感是主客、内外浑然不分的，所谓主观、客观，也只是一种分析罢了。袁家骅的唯情哲学，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自由与因果论的关系问题，这正是科玄论战所提出的问题。

但是，康德的道德哲学也有自身的问题，最大的问题就是斩断了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关系，使活的有生命的道德情感变成没有意义的特殊的东西，其道德理性则变成毫无生命的纯形式的东西，因此，他的意志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始终难以证成，这一点牟宗三敏锐地看出来了。在这里，他又回到康德哲学。